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庞大的外贸市场,我国鞋类制造业迅速崛起。作为世界第一大鞋类加工和出口大国,目前,我国年制鞋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六成以上,年产鞋130亿双,其中出口近100亿双。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鞋类制造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进行着新一轮的地区转移,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明朗等各种叠加因素影响下,我国鞋类加工制造企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行业正发生变化,一些鞋企正将生产基地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内陆或者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
行业不景气 压力渐增企业忙搬家 “近年制鞋业非常糟糕,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以往不景气时,往往也是此消彼长,没有像今年这样,全世界连一个稍微景气点的市场也找不到,欧美传统市场订单萎缩很厉害,订单大幅下滑,”东莞华宏鞋业董事长郭小平表示,“目前主要以价格低廉的订单为主,而内销竞争异常激烈,研发和市场拓展投入非常大,为了维持工厂水费、电费以及人工费等正常费用支出,即使是不赚钱的订单,我们也要接。” 行业人士表示,鞋企现在普遍面临着外销订单严重不足,连以往压根瞧不上的萝卜白菜价这类廉价订单大家也拼命在抢。 与订单价格狂跌形成对比的是,工人的工资依然在攀升。一些老板表示,目前3500元的月薪也很难招到熟练工人,周边已经有不少大厂顶不住压力,纷纷缩减规模或搬走。尽管华宏鞋业早些年就开始“内外销”两条腿走路,情况比一些纯代工鞋企稍好些,但也感到寒意阵阵。因为制造成本压力,这几年也在不断地收缩东莞工厂规模。 “我们正在与一些鞋企商讨对策,希望得到商务部帮助,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园区。”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外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外迁势头愈来愈强烈。据了解,由于珠三角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工人月薪由前几年比东南亚一些国家多50美元扩大到200美元以上,珠三角部分鞋厂陆续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或中西部。全球最大制鞋企业宝成工业近年来在江西、安徽等多地新设工厂。在长三角地区,以浙江为例,有统计说仅在2008年前后就共有三千多家民营企业迁出省外。 生产基地内迁或出海各大鞋企各显招数 近几年来,因沿海地区的成本不断上涨、劳动力短缺,以及汇率波动、宏观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叠加,仅广东就有上千家鞋企关闭。作为世界知名的鞋类制造中心,东莞厚街从2004年到2007年经历了一段繁盛时期,但是2008年以后,因金融危机以及原材料、人工等综合成本的上涨等诸多因素,很多鞋企关停或外迁。 顽强生存下来的企业,由于“市场情况越来越恶劣,用工工资越来越高”,很多把生产线转到内地或者海外,研发、接单机构留在珠三角。“东莞越来越只适合生产中高档产品,生产低档产品倒闭概率很大”。来自东莞外经贸局的数据显示,厚街的制鞋企业从2007年的600多家减至2011年的400多家,从业人员从15万人降至10万人左右。“想靠代工和品牌两条腿走路的企业越来越多。”厚街一家童鞋公司的高管说,通常一个品牌的正常运作前期投入至少上百万,但投入之后并不能预知结果,这考验着企业的勇气,但为了生存还是要走上这条路。 为了应对经营环境变化,中国鞋企巨头也频频调整生产布局,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宝成现除了东莞裕元厂外,陆续在江西、安徽等地新设工厂,降低其制造成本的同时也在加速其1万多个内销零售点的货品配送。浙江温州制鞋业巨头奥康集团,从2003年起也开始将生产线往西部转移,到重庆投资兴建制鞋基地。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重庆璧山生产一双鞋,企业大约可省去20%的成本。
内迁的考量 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不同程度挤压了东南沿海出口型鞋企的利润率,那么如何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减弱的形势下保持甚至提高利润,是每一个出口公司面临的难题。这时“东鞋西移”恰好能解决这个问题,许多聪明而善于捕捉商机的鞋企老板都渴望能够到西部去掘金,廉价的劳动力、诱人的优惠政策深深地吸引鞋企。 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逐年攀升,很多鞋企接得到定单却找不到工人,而在中西部情况完全相反,中西部充斥着很多闲置的劳动力资源,这也是吸引沿海鞋企内迁的重要因素。 对于内迁的鞋企而言,或许中西部城市低廉的土地成本才是最大的诱惑。虽然广东早已提出产业升级换代,但和内地的地价差距并不特别大,鞋企主动迁移的动力不强。在金融危机后,一线城市地价飙升,对有大量土地需求的制造型鞋企产生了挤出效应。一家名为思麦博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进迁入江西之后,新厂房面积达到了60多万平方米,是原东莞老厂面积的十几倍,而相较于原先每亩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业用地价格,思麦博在九江所使用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仅为每亩4万元。 对于以内销为主的鞋企来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基数大,大中小城市遍地开花,有极好的发展专业市场的潜力。企业转移至中西部有利于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占领更多的市场。目前,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市场正在成为企业竞争的新战场。 此外,在政策方面,中西部一些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纷纷向东部鞋企抛出了橄榄枝,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陆续出台。从减免税收到工业用地的征用,甚至人力资源的提供。而产品本身则在西部地区进行加工、转运,等到西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甚至可以把国内的产品销往中东和中亚,通过贸易渗透到他们的核心地区,这也将为外交打下深厚的基础。 内迁的隐忧 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鞋企内迁也一样,在迁移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困扰着鞋企。 首先,产业链条的不完整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困扰着不少沿海鞋业投资者。在东南沿海各鞋企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采购原料等也都方便,而中部各城市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起码要有7—8年时间。很多外贸型企业需要把原材料运到内地,再把成品运到沿海出口,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运输成本。 同时,工人的操作技能存在差距,一位鞋企的负责人说:“虽然内地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但操作技能与原先的老工人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家乡就业的本地员工,对加班挣更多钱的欲望没有沿海工人强烈。“我们新厂的员工规模有老厂的两倍多,但两个厂最后总产能的差距并不大。”因此,即使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最后的劳动总成本并不一定有明显的下降。“任何一次转移,都有一个适应期与恢复期,”专家表示,要想留住这些内迁企业,产业配套、物流是关键,同时当地政府还要进一步改善软的服务环境。劳动密集型可以加大地方的就业,政府可以通过税收鼓励;同时,公司在出口时提供方便,给一些优惠。当然,这些企业总的成本中人工成本占的比例很大,所以主要还是控制成本,提高劳动率。 还应看到的是,随着物价普涨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的企业薪酬提高也是必然的,否则难以满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而且,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企业薪酬领涨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几年。专家表示,以前地区间居住、生活成本差距都较大,现在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基本上只有房价之差,而且这种差距随着二、三线城市房价的快速升温,也在缩小。相应的,工资差距也应缩小,才能让农民工在城市立足。而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对内迁企业而言,则意味着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靠转移生产基地降低生产成本的经营模式也将再次受到挑战。
出海的选择与不确定 与鞋企内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国际大牌为主导的鞋类企业纷纷在东南亚等国设立代工厂,由此形成的鞋类“订单东南移”趋势愈加明显。由亚洲鞋业协会主导的调查结果显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节节攀升,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30%的订单。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表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制鞋工人工资在这十年中增长3.5倍,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成本上升迅速,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累计升值超过30%,加上其他成本上涨,利润基本被蚕食完。目前,中国鞋子价格优势已丧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东莞等制鞋基地有不少大厂的工人锐减一半,三成订单已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目前,“在鞋材方面,相当一部分还是从中国运过去,但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后,这几年以来都可享受免税,这方面成本明显减少。当生产条件相差无几时,用工成本却相差一倍左右,海外客户越来越喜欢将订单落在东南亚,为了顺应客户的需求,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的生产线日益增多,台资企业转移趋势尤为明显。”上述耐克代工厂负责人称,目前成本压力严重困扰着大陆制鞋业。 目前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印尼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对于鞋企而言,生产线转移东南亚后,平均一个工人的工资支出就可节省2000到3000美元,假如是1万人的工厂,一年就可以节省2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人工费用,这是非常可观的。 据了解,为耐克、阿迪达斯等多个知名品牌代工,约占全球运动鞋及休闲鞋市场20%的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陆续在江西、河南、湖南等地新建工厂,但还是赶不上往越南和印尼转移产能的速度。 数据显示,该企业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产线一共523条,其中中国大陆的生产线为204条,比2011年底255条减少51条。而宝成同期在印尼和越南的生产线却明显增加,印尼从2011年的134条增加到157条,越南从140条增加到156条。这两个国家在之前与中国大陆生产线还相差100条以上,2012年却缩小到不足50条。宝成方面称,为配合品牌客户的订单配置及善用各地生产优势,该企业去年将部分中国大陆产能转移到印尼和越南,2013年持续强化产能调度弹性,让中国大陆、印尼以及越南三地产能比重更加均衡。 但是这类转移到海外的做法多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代工企业,或国际大牌才可能实现的。我国东南沿海的大批低端代工企业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生存已经存在困难,即使相比国内,东南亚将能实现更低的成本,但也没有机会在国外设厂。 同时,一些进入东南亚的鞋类企业,身处新的文化和政策环境下,在生产中还会遇到新的问题。除了不时出现的罢工、不断上涨的物价,新设立的代工厂的生产效率往往并不能达到目前中国代工企业的水平。此外,不同国家对待外资有不同的待遇和政策,迁移过去的企业将付出比较大的适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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