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进出口额预计将达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0%。

　　回望2000年，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只有4743亿美元，出口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3.9%；到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已提高到9.6%，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不过，经历了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正面临着内外压力的夹击——外部压力来自外需萎缩，内部压力来自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今年1-11月，中国贸易顺差为1704.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9%。此前的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同比减少34.2％。

　　面对新的外需形势，中国如何采取新的应变措施，如何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外需好景不再

　　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欧美日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是回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是回到泡沫经济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将是一个中长期现象。

　　《21世纪》：下一个五年乃至十年，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外需情况？还会像过去十年那样好吗？

　　张燕生：IT革命和泡沫把美国经济长期趋势线从年增长2.5%推到3.5%，中间经历了一个IT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又把美国的经济长期趋势线推到了年增长4%的水平。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欧美日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是回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是回到泡沫经济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将是一个中长期现象。

　　从外需的角度看，萎缩已成定局——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日本也是如此。

　　所谓的外需萎缩，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需求萎缩。由于欧美经济增长形势很不好，所以，未来5年中国的外需肯定是要收缩的。

　　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会继续么？我觉得可能也不会继续。

　　一方面是有效需求的蛋糕在缩小，另一方面是争夺全球有限需求蛋糕的贸易战在增长。大家要去争夺越来越少的有效需求蛋糕的份额，以邻为壑，贸易战、货币战等情况会加剧。

　　所以，整个“十二五”时期，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肯定小于两个百分点。从历史贡献率来看，平均是两个百分点左右，“十二五”将低于这一水平。

　　顺差不能简单冲抵

　　面对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以加大一般贸易进口，加快人民币升值，来减少顺差，其实解决不了贸易顺差问题。

　　《21世纪》：随着外需萎缩、国际贸易摩擦加大，贸易顺差还会存在吗？中国应如何应对？

　　张燕生：首先要搞清楚贸易顺差是怎么回事。

　　从今年1-10月份的数据看，加工贸易顺差大致是2000多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有350多亿美元。这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扩大一般贸易进口来减少贸易顺差，就是把所有的贸易顺差都变成一般贸易逆差，但还是抵补不了加工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加工贸易的贸易结构注定了是贸易顺差。通过扩大一般贸易的进口来减少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是否合理，应当慎重考虑。

　　面对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以加大一般贸易进口，加快人民币升值，来减少顺差，其实解决不了贸易顺差问题。

　　从“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稳增长、促改革”角度看，需要更好地发挥进口的作用，我认为是合理正确的。但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太多的进口和太快的进口都会带来对国内产业和就业的冲击。

　　《21世纪》：加工贸易是“原料和市场都在外”为特征，是否能转变成“原料在内、市场在外”，或者改为“原料在外，市场在内”的贸易形式？

　　张燕生：要改变加工贸易的顺差问题，从存量来改变，一种情况是对已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实施政策调整，这肯定不行。

　　另一种方式是变加工贸易为一般贸易，这个变化也很难。加工贸易以前是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主要做代工，现在要把市场改成国内销售，就不是对外贸易了。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国内销售的渠道和品牌，很难实行。

　　并且，如果要加工贸易变成一般贸易，这会给全球一个信号：即中国不需要加工贸易了。如果加工贸易发生大规模对外转移，就意味着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有一种收支风险是加工贸易顺差大幅减少，甚至出现贸易收支变负。贸易顺差突然没有了，形势逆转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防。

　　所以，能不能减少顺差，能不能实现国际收支趋于基本平衡的目标，实际上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

　　谨慎实施资本项目开放

　　人民币走向国际，资本项目必须要一步一步开放。第一个问题就是，准确判断现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如何。这涉及到决策的思路。

　　《21世纪》：经过过去10年的积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进口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未来是不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开放？

　　张燕生：资本项目开放肯定是要加快的，但应当审慎。

　　人民币走向国际，资本项目必须要一步一步开放。第一个问题就是，准确判断现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如何。这涉及到决策的思路。

　　如果实际资本管制效果不显著，有许多途径和渠道可以规避管制，就意味着资本项目管制程度高是个表象，实际上是比较开放的。

　　如果实际资本管制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涉及到下一步什么时候放开和如何一步步地放开。

　　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是有效的，但我个人还是持谨慎态度，不是那么乐观。

　　按照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效率相对较低的判断，意味着资本项目实际开放的程度比较高，资金的跨境流动相对自由和便利。那么下一步应该做的是构建一个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防火墙。如果出现大量短期资本集中流出导致的货币和金融危机，要能预先监测到，及早堵住大量跨境资本的不合理流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下一个问题不会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开放，而是在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如何实施有效的预警、监控监管和风险管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的内容。

　　所以中国加快开放的核心问题，是加快开放的同时，如何有效应对开放风险。

　　走出过度消费劳动力模式

　　我们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中高档劳动力需求来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怎么能够完成这个转变，是下一步产业政策调整的重点。

　　《21世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可能即将告一段落，在新形势下，出口是否会有新的发展模式，比如像华为，把设计和生产放在国外，利用国际人才、资源和市场来快速发展自己？

　　张燕生：其实企业一直在这么做，现在的问题在于企业在家里的仗还打不好，出去的仗怎么打。

　　国内市场是你家里的市场，好打一点，但是到国外参与国际竞争就不容易了。像海尔在美国，华为在印度的仗都很难打。印度是第二大新兴发展大国了，印度要求华为、中兴通讯(000063,股吧)开放源代码，要不然就不让进。也就是说要共享你的核心技术优势。而美国则以涉及安全为理由，不给华为通讯产品市场准入。海尔并购美国家电公司美泰克的失利，在进入日韩市场所遇到的各种障碍，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这步棋国家已经从“十五”开始就在研究讨论，所以说这肯定是一个方向。但现在缺少经验、缺少人才、缺少能力、缺少足够数量的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团。总之，什么都缺。

　　至于目前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涨薪潮”、“产业转移”，涉及到发展模式和长期结构变化趋势。

　　我们现在处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阶段，而不是劳动力短缺，仅仅是富余劳动力的有限剩余。

　　前30年中国过度消费劳动力的模式，在劳动力有限剩余结束以后，就进入到一个不得不集约化使用劳动力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劳动力总量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比如大学生就业难，难就难在这部分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性矛盾，也就是我们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中高档劳动力需求来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怎么能够完成这个转变，是下一步产业政策调整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