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我国传统制造业最主要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失去。福建、广东的一些企业，工人的人均月薪已经达到1500元，再过一两年，将可能达到2000元。沿海的一些传统制造企业表示，由于过度竞争，给工人人均增加10元/月的工资都承受不了。由于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制鞋、制衣、家具、电子等传统制造业有部分企业已从东莞、昆山等地转移到比沿海用工更便宜的西部地区，或者东南亚国家。

    制造商们的外迁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性差别不无关系。从1998年至2005年，我国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在8%到12%之间，虽然无法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但高于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的同期水平。这表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不断缩小。例如，上海的小时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23.7元，超过了马来西亚的水平；而东北长春的成本则只有8.48元，基本与印度相同。上海以及周边地区超越了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相当多的东南亚国家仍然在努力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因此，这样的区域性差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会存在。

    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例如在1975年的时候，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大致为美国的成本的5%。三十年间，韩国的劳动力成本以每年平均13%的速度攀升。到2005年，其成本已经提高到同期美国的50%。虽然廉价劳动力只是竞争力的一个因素，但确是企业成本构成中很重要的因素。上一世纪80年代，为应付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日本以电子精密加工为首的IT基础产业链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相对更低的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韩国，后者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最近一次产业大规模迁移始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产业链和大量资金奔向同一个目标：中国。

    10年来，我国GDP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截至2006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4美元，根据各国的经验来看，从2000美元到5000美元，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比较优势已经快走到尽头。例如，广东丰泰集团是耐克公司在中国的一家代加工厂，多年来，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大多数耐克运动鞋都是由该公司加工的。但是，2006年以来，耐克公司却把许多原属丰泰的订单改到了越南，大规模扩充在越南的4个加工厂生产线，并计划到明年年底，把越南建成耐克公司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而耐克公司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越南劳动力成本比我国更低。

    事实证明，使用廉价劳动力并非一劳永逸。如今，我国对海外投资的政策也已经很明确，鼓励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到海外投资设厂。在成本优势开始丧失后，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成了新的选择。今年上半年，莫桑比克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提高最低月工资标准：工业、商业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最低月工资为1645.21梅蒂卡尔(约合人民币472元)，农业从业人员的最低月工资为1126.18梅蒂卡尔(约合人民币322元)。以此看来，部分沿海企业进入非洲的理由很简单，由于我国和非洲的用工成本还有相当空间。比较优势已经更多属于非洲了。

    我国的一般制造业靠劳动力优势维持了10多年的高增长，按规律，应进入调整和转型的阶段。现在，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早已是大势所趋，因为在出口市场上，产自我国的廉价工业品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客观认识我国国情后，我们发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决不是要削弱制造业的规模，也不是不再做世界的制造中心，而是在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上，走出廉价劳动力支撑传统制造业的怪圈，重点发展新兴产业及新兴产业在整体产业中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